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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国军仅有的一次海外对日受降

扶植、援助越南独立运动,是国府1940年以来在越抗日的主要方式 其一,国军确曾在“在抗战最后一年出征越南”,但规模甚微,战果亦不大。不过,自1940年以来,国民…

扶植、援助越南独立运动,是国府1940年以来在越抗日的主要方式

其一,国军确曾在“在抗战最后一年出征越南”,但规模甚微,战果亦不大。不过,自1940年以来,国民政府一直以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的方式,牵制在越日军。

1940年6月,法国在欧洲战败,对德投降。随后,法越当局与日本签订协定,允许其派遣军队登陆法属越南,并对华关闭印支通道。由此越南成了日军进攻中国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前沿根据地。作为因应,国民党中央党部及驻守中越边境的第四战区,开始采取一系列对越策动措施。

这些措施包括:组织专门的对越情报机关;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干员;从财政上接济、援助越南革命团体;庇护避入中国境内的越南革命人士……等。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,越南被划入中国战区,上述策动遂更显积极,且脱离半秘密状态,完全公开化。尤其以扶植越南独立运动,开展最为深入,其支持对象,不但包括越南国民党,也包括越共在内。①…[详细]

至于国军“入越作战”,一直由第四战区筹备,但始终未能付诸实施。其大略情形,据该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回忆:

“当时(1940年7月)中国对越南做出了‘积极备战’措施:我命令准备食米、医药、通讯与运输设备,简言之,准备进军越南。如此整军备战,是由最高统帅部下令。……我没有就有关进军越南的计划,同印度支那法国当局的代表做过任何接触。……据我回忆,法国政府从未希望中国军队进入越南。”②

尽管“四战区始终一贯计划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”,但重庆在外交层面的考虑显然更为复杂与慎重,故1943年10月份,蒋给张发奎的指示是:四战区“防御第一,进攻第二”。张说:“我当然想入越作战,但蒋先生感觉时机不成熟,理由很简单: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。……我感觉到蒋先生与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不想在越南作战。倘若他们的真的愿意,他们会调派给我必要的兵力。”③…[详细]

直到1944年5月,四战区仍在筹划入越作战,但重庆始终没有下达入越的命令。稍后,日军对华发动“一号作战”,“我们自顾尚且不暇”,入越作战计划,就此无疾而终。④

另,据原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遗稿《第一方面军入越接受日军投降纪实》,“1945年4月第一方面军扩编(辖第一、第九两个集团军,总司令卢汉,副总司令关麟征)后,奉陆军总部电令支援第二方面军作战,向侵越日军反攻。各军遂以主力固守既设阵地,以有力之一部向日军进攻(只作小规模的进击)。当时的进击部署:思普方面,第九十三师进击猛马及防沙利。第一集团军方面,暂二十一师袭击猛梭后向蓬陀前进;暂二十二师袭猛得后向莱州推进;第六十军派一部进占老街。第九集团军方面,第一九五师派一营袭击曼美、黄树皮,另派一部袭击花龙、猛康;第二师派一营袭击官坝,成功后向河阳推进。经过四个月的实施,虽有不少次的接触,但谁也不愿去认真努力,作较大的牺牲,因此进展不大,全线仍处于互相观望的停滞状态。

至于具体战果,据《续云南通志长编》:“ 迄至方面军入越受降时止,先后经过战斗三十余次,占领越边境防沙利、勐得、勐梭、勐烘、莱州、沙坝、老街、勐康、花龙、青门、曼美、黄树皮、马龙寨、官坝、东文、江利、河阳等多数据点,虏获步枪一百八十余支,轻重机枪十余挺,及其它火炮、手提机枪、手枪、手榴弹、掷弹筒、电话机及文件、马匹等甚多。敌共伤亡官兵约三百人,我则伤亡官兵一百数十余人。”与马锳所说“进展不大,全线仍处于互相观望的停滞状态”相吻合。

(编辑注:末两段,非常感谢网友“明辉”之指正及提供资料,编辑之前认为“国军并没有在抗战最后一年出征越南”,乃是误判。特此更正并致歉。)

图注: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

入越受降时,为自身利益计,国府转而选择支持法国重回越南殖民

其二,国军入越,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唯一一次海外对日受降,但国府为自身利益,已变更立场,转而支持法国重回越南。

开罗会议上,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表示:战后决不允许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,而应将其置于国际托管之下;德黑兰会议上,罗斯福又与斯大林就该问题达成了共识,罗斯福并告诉斯大林,他将与蒋介石进一步讨论把印度支那置于托管制度下的可能性——很显然,在罗斯福的计划里,国民政府是托管越南的关键角色。⑤…[详细]

但是,因史迪威之破坏,中美关系至1944年迅速降至冰点,蒋甚至决意不惜对美彻底决裂,亦要赶走史迪威。10月10日,即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华盛顿继续施压,逼迫蒋介石向其交出全部华军指挥权的同一天,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戴高乐政府驻重庆大使贝志高。据贝志高次日向戴高乐汇报之电文,蒋在会谈中表示:

“法国人的思想比盎格鲁-撒克逊人(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)更接近中国人。……我要再一次向您肯定,……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领土,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。……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,我们是乐意的。请您亲自把我这个意愿正式转达给戴高乐将军。”⑥

及至1944年12月,戴高乐已就恢复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位一事,连续取得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支持。1945年4月,罗斯福去世,继任的杜鲁门亦表示不反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。至此,法国恢复其在越殖民统治,已成定局。唯一未解决的冲突是:越南的日军,究竟该由中国受降,还是由法国受降。…[详细]

按盟军统帅部命令,越南已划归中国战区,战后理当由中国受降。但戴高乐政府担忧中国军队入越,会助长越南民族独立运动——戴的这种担忧并非无因,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确曾大力扶植越南国民党。不过,戴的担心是多余的,虽然滇军将领卢汉率部入越受降,曾禁止法军进入北纬16度以北地区,受降仪式上亦拒绝悬挂法国国旗,但当戴高乐就此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时,宋子文的回应是:中国人必言而有信,“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。”⑦

卢汉所部入越,其实是蒋为解决云南王龙云而作的精心部署。至于卢汉所部与法军之间的冲突,很可能只是卢汉个人野心(卢一度幻想能够背靠云南,常驻越南)所致。据朱偰——以财政部代表身份赴越处理日军受降事宜——日记,1945年9月15日,行政院曾召开越南顾问团会议,对相关人员指示赴越受降原则十四条。朱认为,这十四条原则,“过于消极,一切出发点,皆以将越南交还法国为前提。”⑧…[详细]

图注:左,1945年9月28日,卢汉与美军将领在河内合影。右,1945年9月13日,日本海军军官在西贡向英军投降

注释:

①罗敏:《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关系研究》,《抗日战争研究》2000年第4期。②③④《张发奎口述自传》,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,P246-265。⑤⑥⑦杨元华:《中法关系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,P108-114。⑧朱偰:《越南受降日记》,商务印书馆1946,P4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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